池田大作、金庸两位先生的对谈录在《明报月刊》上连载时，我就和许多读者一样，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现在，这部对谈录的中文本经过作者的修订补充，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做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明河社正式出版，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我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要问我读这本书后的印象，我想用一句话来回答：这是一本真正属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21 世纪的思想文化著作，是广大中国人、日本人和一切关心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的人们都值得一读的好书。
21 世纪是新的科学技术更加突飞猛进地发展的世纪，也是全球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世纪。在这样的世纪，人类如果没有愚蠢到要毁灭自己的话，就只能依靠对话来解决相互间的问题。汤恩比（A.Toynbee）博士多年前曾对池田大作说：“要开拓人类的道路，就只有对话了。”（明河社版第19 页， 下同）金庸也说：“语言是人类的特征，不会对话而只会用爪牙来决胜败，是野兽而不是人类。”（71 页）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 池田大作、金庸两位的著作采用对话体，本身就富有象征的意味，从内容到形式都闪耀着新世纪的光亮。
作为国际上两位有影响的杰出人士和现代文化学术事业的闯路人，池田大作和金庸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大无畏地坚持真理的勇气。日本创价学会从第一任会长牧口先生、第二任会长户田先生起，就坚守正义的事业，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牧口会长不惜为此而献出生命。池田先生接过前辈交下来的正义之棒，坚持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大力推进日中友好，主张日本必须对战争反省，必须为侵略罪行道歉。他在困难条件下长期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金庸先生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猖獗一时的年代，冒着巨大的危险，公开站出来反对这场动乱，揭露和批判左倾错误思潮，指出它的严重危害，后来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又坚持维护香港和港地居民的实际利益，不怕某些势力以示威游行、焚烧《明报》相要挟，主张逐步扩大民主，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拥护；他在长达三十多年中成为香港舆论界的旗手。他们都是一方言论的重镇，时代良知的灯塔。金庸就说：“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的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178 页）池田大作也说：“谁正确，谁愚蠢？时间这面镜子会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361 页） 根据我的理解，他们两位之所以能够大无畏地坚持真理，就因为他们坚守一条根本原则：一切从“人”的幸福出发，时刻牢记“为人们谋幸福”，永远不忘记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多年来，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是由于把某些意识形态的教条放到了首位，而将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搁置一边。中国内地就经历过那类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纯洁性”而整天争吵不休，批判来，批判去，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却让农民饥饿致死的事；四人帮还提出过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荒唐口号。在香港，前些年也为要不要“直选”等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彭定康和一些人根本不顾一百四十多年来香港从未有过民主的现实状况，将“民主”原则简单地生搬硬套。这实际上并不重视香港居民的利益。正像池田大作所说：“正确地汲取民意，并非一件易事。”卢梭当年就曾喟叹：“民众在选举中是主人，选举以后则是奴隶。”可见，把某些教条绝对地奉若神明未必正确。这里的病根，用池田先生的话来说，就在于脱离开“人的幸福”这个准则，反过来“用教条来裁判人”，忘记了“人的幸福总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识形态’更为重要”（70 页），“颠倒了主次”（56 页）。这些论断，实际上包含了过去年代发生的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总结了人们付出巨大代价甚至血的代价才得来的经验教训。
池田大作和金庸都经历过、体验过战争带给人们的巨大痛苦，所以他们的共同目标之一是坚决制止战争。池田的长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伍，后来在缅甸阵亡。这位长兄曾经亲眼看到过日军对当地人民的血腥屠杀，有一次，当他从前线短期返家时，就说：“日本军做得太过分了！对中国人真是太狠毒了！”这句话深深刻印在池田大作的头脑中。因此，池田作为曾经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国民，坚决反对各种战争。金庸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尝尽苦难，他家住宅被日军烧光，他的母亲和一个弟弟在战争中去世，他那种坚决反对侵略战争而同时拥护卫国战争的立场，就是在当年形成的。但他认为，即使是革命的战争，也难免付出代价，造成悲剧。他自己的父亲就是在解放初年的军事管制期间被冤枉地误杀的。所以金庸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134 页） 基于同样的考虑，维护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也成为池田大作和金庸十分关切的话题。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共同回顾了老一辈杰出人士如日本方面的牧口会长、竹内好、井上靖、中岛健藏，中国方面的周恩来、邓小平、巴金、赵朴初等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池田认为，维护日中友好，关键在于日本民众的真正觉醒。池田强烈谴责日本一些大言不惭、无视侵略历史的“政治家”，他说：“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当然令人汗颜，但更令人感到可耻的是，许多日本人忘掉了这段历史！”“忘记过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反省和赎罪心情，也不能誓言和平。日本人对于这种‘历史的健忘症’必须彻底地予以纠正。若非如此，就不能被世界视为朋友。”（122 页）这可以说真是振聋发聩之言。今天，当国际和国内民众都期待日本经济较快走向复苏之时，日本全国既需要有民族的凝聚力，又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军国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在这样的时候，池田大作先生这番话语尤其显得重要，无异于为日本人民敲响了声声警钟。只有在日本国民深入反省和真正觉醒的基础上，中日两国的相互友好、永久和平乃至经济上平等互利的合作，才能顺利得到实现。
金庸、池田大作还共同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和人格力量的问题。
这是因为，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眩惑，只重视追求商品的拥有和消费的价值。然而在金庸看来，“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真正近代文明必须重视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质作为追求目标的话，由于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就会演变为争夺、掠夺、斗争、战争，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吧！为了回避这种大灾难，就要发展、创造精神和人格的价值，对之日益重视，除此以外别无他途。”（224 页）池田大作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需要克服自身的弱点——“内在的‘恶’”。若是只追求金钱，“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满足感”。（224 页）人的真正幸福，在于有所创造，实现自我价值。而这，就需要战胜自己的弱点。“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的范围的。”（366 页）这实在是讲得非常精彩的一段话。
池田大作曾多次访问香港，读者也许更关心他对香港的看法。对谈录表明，池田先生对香港有深刻的观察和洞见。他把香港称作“亚洲的心脏”；认为香港人内在精神气质中，有一种极可宝贵的东西——“具有在逆境中反败为胜的勇气，对于任何困难都能灵巧地对付，使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得以发挥的智慧。可以说，脚踏实地的‘人的活力’，这就是香港之宝。”（26 页） 多么精辟的概括！显示了池田先生对香港的未来满怀信心。
录也让我们对两位作者自身，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过去所知，往往是零星的，有限的，甚至是不准确的。像金庸先生，虽然有人为他撰写过一部传记（冷夏：《金庸传》），但由于写传者态度不够严肃，较少掌握第一手材料，依凭间接推测或道听途说，因而史实性错误颇多。而在对谈录中，两位作者分别披露了各自的家庭状况、出身经历、青少年时代爱读的书籍等等，这使读者对他们的了解多了一个直接的窗口。尤其是金庸在香港舆论界的传奇性经历，人们可能更感兴趣。他向以“喜作预测”著称，而后来的事实竟一再应验。如他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推断将来毛泽东一定会整肃林彪，写了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测在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很快就会被逮捕甚至被处死，文章题目就叫《不知往哪儿躲》。中国与越南开战，金庸预测中国会占领若干土地，而给予越南当局教训后必定撤退，甚至对进军到何地，何时将后撤，都有大胆而准确的预测。对于香港前途，金庸在1981 年2 月26 日社评中就预言，中国当局肯定会收回香港，大概会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布，同时还会宣布香港现状今后不变。后来的事实果然一如金庸的预言。正是敢讲真话与料事如神的特点，使《明报》在几十年中成了香港最受读者欢迎、重视的报纸。也使今天的读者，很想了解这类颇具神秘性的事情的底细。果然，我们现在从这部对谈录中，可以获得一些比较满意的答案，并且知道金庸这类预言之所以惊人地准确，决非出于偶然，其实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近代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共领导人个性及中共历来政策等多方面情况的相当深刻的了解。
池田大作、金庸两位一见如故，那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人生、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各种领域中的看法都有许多相通之处。甚至连两人的性格也颇为接近：都喜欢深思熟虑，稳健渐进，“都有一种喜欢行动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困难和打击不肯轻易屈服。”（250 页）当然，由于两人毕竟在不同环境中成长，在某些问题上也有意见不尽一致之处，但这正好促使他们可以互相补充（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决定论”以及历史有无规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看法）。他们两位都十分好学，博览群书，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而又善于结合自身的实践加以思考，因此，他们的对谈录，也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庸、池田大作在对话中还涉及了中、日、欧洲国家的大量文学作品，并阐述了他们各自的文学观念，其中有许许多多精彩的见解——特别在文学中的理想精神、人道主义和真、善、美方面。这些讨论对于读者了解他们自身的思想和创作也极有帮助，包含了研究这两位作家的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不可不读的。
总之，《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是中国和日本两位具有思想家风貌的杰出人士间的心灵对话。内容极其广泛，持论精到中肯，时时显露出机智锐利的锋芒，而又颇多幽默风趣的气息。此刻，当我们就要带点倦意结束本世纪的旅程，准备跨入一个新世纪时，旁听一下两位哲人这场讨论，既是一种心灵享受，也是一种思想充电，对于广大读者走上新的征途，保持身心健康，无疑是极有裨益的。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于香港（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十月号，日本《潮》杂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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